“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研讨会是第三次规格较大的桐城派学术研究讨论会。我感到这次会议虽然只有两天,但在桐城派研究史上,却有标志性的意义。两天的学术讨论,既是近年来国内桐城派研究取得新进展的成果汇聚,也是桐城派研究迈向新里程的一个良好的起点。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想,是因为这次会议呈现了三个特点。
第一.与会代表具有较强的广泛性。出席本次会议的学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湖北、湖南、江苏、重庆、广西和安徽等省、市、自治区,地域分布广泛。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又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专家,还有风华正茂的年轻学者和在读博士生、硕士生,显示出桐城派研究领域老中青结合,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的兴旺景象。更让人高兴的是,与会代表的学科分布更加宽广,知识背景更加深宏,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这一方面显示出桐城派在学界的影响力与吸引力正在不断扩大与提升,另一方面也预示了桐城派研究将会获得更多的学术支持与学术资源。我认为,这不仅对桐城派研究来说,是可喜的进展,而且从清代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的角度看,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讯息。桐城派作为一个绵延两个世纪,内涵十分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作为清代文化学术领域内一种十分重大的存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们对它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分析、评论与认识,但却不能回避它、忽视它。我想,没有对桐城派的系统、深入的研究,要想写好清代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是不可能的。从康乾盛世到清朝衰亡,其间众多的桐城派作家留下了庞大的作品遗产。一些重要的桐城派作家的实践活动,涉及到清代社会的许多领域,在有些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桐城派研究的领域非常宽广。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很重要的研究才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领域则还是空白。就连文献资料,也还有大量的遗产需要搜寻、整理,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现在,桐城派研究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不少中青年学者将桐城派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队伍日益壮大,这必将有助于提高研究水平,拓宽研究领域。我们相信,桐城派研究必将迎来更为兴旺的局面。第二.研讨会主题鲜明,视野开阔。 20多年前(1985年)在桐城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在解放思想的大潮流的推动下,着重于为桐城派“正名”,消除对桐城派的某些偏见,廓清桐城派研究的思想空间,呼吁还桐城派本来面目。2005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桐城派学术研讨会,主要任务是团结有志于桐城派研究的学者,构建横向联系网络,同时为桐城派研究打造新的学术平台。这次会议与前两次会议相比,又有新的特点,这就是确立了研讨主题: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其目的在于引导大家将桐城派置于明清学术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的、联系的、比较的研究;期望借助不同的视角观照桐城派,引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分析桐城派,从而更好地见其贡献与作用,局限与不足,见其整体风貌与具体作家面目。众多的桐城派研究者认识到,如果不将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乃至明清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对其进行多维度、多方面的考察,就不可能对桐城派兴起、演变、衰微的主客体原因与完整过程作出具体的分析与叙述,就难以解决这一研究领域内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和疑点。这次会议上交流的论文与发言,大多体现了这种认识,采取了这种研究路向。如,有的学者从历史趋向上分别论述了戴震、姚鼐所代表的汉学、桐城派对清代文化思想领域的深广影响,有的学者则从汉学与宋学之争这一视点来观照桐城派;为了深入探寻桐城派生成的背景、原因,有的学者从桐城世家大族着眼来追寻其文化学术传承的关联,有的试图联系清廷的学术尊尚来分析方、刘、姚,有的学者把目光延伸到帝王训诰,有的希望从文化制度因素中寻找到相关资讯;有的学者将乾嘉年间的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与骈文派联系起来讨论、比照,进而探求其各自的文化特征,有的学者强调要研究桐城派的人文精神,提出社会文化史角度的桐城派研究……种种见解都颇具启发性,可以引导人们作更深入的思考。第三.研究选题比较广泛。在所提交的论文中,不仅有对戴名世、方苞、姚鼐等开宗立派的大家的讨论,而且有对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椿、曾国藩、方宗诚、张裕钊、吴汝纶、姚永朴、严复、陈仁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作家的研究,还有对桐城派的前驱钱澄之、桐城派的相关人物张廷玉等人的探讨。各位学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研究选题,综合起来看,则显现出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观照格局。这里,既有对桐城派作家的文学观念、创作实践和风格特征的关注,又有对其学术主张、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以至翻译作品的分析;既有对桐城派的历史背景、兴起原因、地域文化特征的宏观考察,又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探析;既有桐城派存续二百余年间的学术宗尚与流变的综论,又有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五四”运动后古文与骈体文的文体价值的探讨。此外,还有关于桐城派的著作版本、文献目录、家世史料、佚文搜寻等方面的考辨与介绍。桐城派研究的选题范围正在不断拓展,这显然是研究更加深入、方法日渐更新、水平逐渐提高的重要表现。
长期以来,我们对桐城派的研究大多注重方、刘、姚三大家。研究桐城派,首先重视对其开创者的研究,这当然是必要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局限于此,对后续作家关注较少的话,则是不够科学的。要想系统地完整地认识桐城派,就必须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作家列入研究课题;即使是对末流作家,我们也应当给予必要的注意。桐城派绵延、传播的二百多年间,众多的作家既共同高举“义法”的大旗,表现出思想文学的共同崇尚,又重视创造个性,求变求新;正如王先谦所说的那样:“寻其声貌,略不相袭。道不可不一,而其法不必尽同。”刘开为姚门四杰之一,刘声木在评论他的创作时就曾指出,“实不能尽守师法,其为文天才宏肆,光气煜?……与姚鼐简质之境悬绝。”另一位姚门四杰方东树主张“文以奇为贵”,他在赞颂方苞“得唐宋大家之传”的同时,又对其文章的审美境界感到不满足:“观之无飞动嫖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坠之声,即而求之无玄黄彩色”,“醇而欠肆”。所以,对桐城派的研究一定要重视中、后期作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桐城派的悠久、丰富、复杂的内涵作完整、全面的观照与探求,才有可能认识桐城派兴起、演变的过程与规律。
而且,桐城派不仅是一个文派,同时还是一个诗派,这个派别是以自觉、明确的学术坚持为其根柢的,它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吴孟复先生曾着力强调过这一点。众所周知,清代学术领域内的“汉宋学之争”,实际上主要是桐城派与汉学的对立。我们研究桐城派显然不能局限于散文范围,而应当考虑它在诗歌、学术领域内的理论追求与实践。本次研讨会在这方面也有值得注意的收获。有的学者讨论桐城派与汉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论述方苞《春秋》学的成就,有的分析姚鼐的诗及诗论,进而肯定桐城诗派在清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显然,在扩大桐城派研究选题方面,我们还有非常广阔的空间。
总之,从这次研讨会可以看出,桐城派研究不仅已经告别了曾延续多年的沉寂状态,而且正在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断向纵深发展。这次研讨会必将对今后的桐城派研究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作者系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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